《战疫诗史三百首》:全民重大灾难情境下的诗史
2020-04-03 14:30:54 来源:中国网联网
于永森
 
  新华社高级编辑周清印创作的《战疫诗史三百首》,具有当代诗史的鲜明气质和文学价值,超越了一般的抗疫诗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诗集中300首原创诗词不仅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疫情期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抗疫进程、抗疫精神,而且表现了在全球化视野中对于人类社会共同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对人类社会的城市化生存提出了反省。
 
  现代性深化了我们对于人类自我本身和人类社会进城的认知,但现代性显然也也并不全是进步性质素。因此,貌似强大的人类社会在疫情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这一现实不禁引起了作者深切的忧虑。如《烛影摇红·哀楚》云:
 
  屈子重闻,楚歌四面伤心地。长江东去卷腥风,夕照吞兵气。宵柝空城不寐。剪寒灯、招魂未已。魂兮应在,黄鹤楼头,鱼龙江底。梦庆余年,红羊赤马谁之罪?天人相克复相生,野味偏矜美。弛禁讵非失计?犯阴阳、春光惊退。东风但恐,染恙樱花,未开已闭。
 
  该词笔力雄浑,情味复杂。疫情传播的特殊性,又很难令某一个国家置身事外,因此类似《新冠肺炎呈全球蔓延之势》等作品,又表现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灾难与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患意识:“关尽方舱病暂瘳,遥闻百国唤方舟。今春扫尽游春兴,忧罢九州忧五洲。”在《世界大战疫》这首长诗的结尾,作者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可怜天下太平图,一夕惨状讵忍看?
 
  天使各挥柳叶刀,斑斑毒血溅刀瘢。
 
  炎黄古国彰风义,岂作袖手壁上观?
 
  本国战疫未告捷,又济友邦挽狂澜。
 
  乃知栖居地球村,义同骨肉莫相残。
 
  疫情有尽情无尽,休戚与共照胆肝。
 
  祈愿长翔和平鸽,大同世界稳如磐!
 
  大城市本来是人类文明引以为傲的象征,但只注重规模的城市建设是否应该反思?比如作者即时性地捕捉了城市以小区聚居为基本生存模式在面临疫情时所表现出来的众生相:“欲拯椿萱出险城,节前疾向鄂乡行。返京五日初无碍,旦夕沉疴两代生。”“社区群内起哗然,恶詈吁嗟怒问天。百室自危临大敌,雀飞亦不到庭前。”(《京师小区一公务员春节返襄阳阖家疑染毒瘟》)
 
  面对病毒感染者,整个聚居区的居民都如临大敌,大有同仇敌忾之势,而全国对于武汉乃至湖北人、自湖北返乡或出来、途经的人员,也有类似情形。如《浔阳黄梅冲突》所呼唤:“无界桃红两岸山,渡江原为度时艰。岂因虫祸添人祸,​一牒通关任往还。”更有甚者,上了高速到了出口不能下,然后返回也不能下高速,只能流浪于高速之上,到服务区、村民家乞食。那些在武汉的打工者,有家不能回,在武汉城中找不到接收的住所,只能流浪、露宿于街头,靠有限的方便面之类食物度日。
 
  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不仅仅是疫情暴发初期相应的反应机制跟不上的问题,人类所建设的大城市一路繁华地发展下来,对于各种灾难情境的预案性设计显然是太不够了。诗集中对此亦有揭示,如《疫镜暴露基层治理软肋》两首七绝:“应急方知欠账多,久煽虚火患沉疴。寻常争说家园好,大考临头唤奈何。”“承平日久惯优悠,远虑不谋罹近忧。万巷千村慌阵脚,几曾未雨早绸缪?”
 
  作者还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瘟疫事件进行了探究式重温,以期不断引起人们的警醒和重视,如《三国建安五子皆亡于大鼠疫》《世界大疫史悲歌》分别是长达七言38句、80句的长篇大作,其中的《世界大疫史悲歌》一诗在结尾写道:
 
  吾哀人类之多艰,燃烛焚香向天诉:
 
  安能廛市禁野味,天人合一毋相忤;
 
  安能牧伯谙应急,指麾若定不失序;
 
  安能杏林克元凶,百毒莫侵如神助;
 
  安能四海靖干戈,免教兵燹孳蟊蠹。
 
  岂曰无衣同袍裳,山川异域同云雨。
 
  此后百稔更千年,天下无疫毒不附。
 
  悲夫!古国今番罹大疫,使我不得出门户。
 
  万家恹恹罢笙歌,于无声处闻战鼓。
 
  会当桃李春风剿瘟神,星河满天花满树。
 
  乾坤朗朗皆清气,远游开樽诗重赋。
 
  颇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气势、声韵和悲天悯人之意,可谓浩荡磅礴,备见仁人志士的胸怀。只是在杜甫的时代,虽以“天下”为口吻,但大体指涉范围仅限神州,而今天的我们,却是真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情境了,想要天下安定、民众幸福,那真是极难之事。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诗中一再强调共生共存于地球之上的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理念,如《天人贵合一》一诗云:
 
  万物之灵长,宁无敬畏心?
 
  亿人居市井,百兽隐山林。
 
  未可轻蝼蚁,尤防狩鸷禽。
 
  求生各有道,相悦不相侵。
 
  2020年2月,当作者听闻全国人大启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工作,以依法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讯息后,又作《闻野生动物法大修还兽于野》律诗,提出了殷切希望。
 
  谁开捕禁荐盘餐?野味原知总祸端。
 
  夜寂山林舞蝙蝠,昼长岩穴伏猪獾。
 
  不因饕餮焉遗毒?岂敬神祇只尽欢。
 
  醉客休贪舌尖乐,天人无犯两相安。
 
  无论此次疫情的源头到底是不是野生动物,尽量克制人类的贪婪天性,维持基本稳定的各类生物所建构的生态链,显然是今天的整个人类都必须思考和加以切实解决并持续维护的重大问题。
 
  在现代性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的今天,大城市(尤其是一线超大型城市)代表了人类文明及其成就的某种高度。但是,大城市绝不是人类生存的最佳情境,尤其是中国这样农耕性优势明显、历史悠久的国家,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果反哺农村,乃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潮流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诗人是敏感的,因此集中的一些作品,就表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情境下的都市生活和快节奏生活状态的反思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如《蝶恋花·小年夜都门审稿》云:
 
  万户昨宵闻祭灶。一寸金鞭,一寸青丝掉。竹外雪人弓外鸟,童心又梦徽州道。案牍生涯何日了?待隐渔樵,先把民忧报。炉上黑茶灯下稿,欲追霞客须行早。
 
  笔者发现,这种反思并非仅仅是作者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才涌现出来的,回归自然、重识田园之类情思,实是作者近几年来诗词创作的一大母题。显然,这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在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经济不断壮大、城镇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能够跻身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工作生活,无疑是人生成功的一大标志。但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中,人们时时刻刻总是处在以量化为主的工作和生活思维之中,绝大部分人实际上被裹挟甚至“绑架”在这种潮流之中,失去了反思和反动的能力,更失去了反思和反动这种生活状态的情怀。
 
  作为诗人的作者对此的反思显然并未缺位,其近年来的许多诗作,都流露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疏离乃至“逃离”的动向,无疑为现代人的这种工作生活思维、状态提出了另一个面向的真实——异化,并再次进行终极追问: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这种反思贯彻到了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作者对于年假返乡探亲就非常珍视,从而表露于《大寒至除夕近》《除夕南下故园》之类的作品中:“半城过客别京华,怅我岁除方返家。迟赴高朋洗尘宴,还乡第一探梅花。”“岂因魍魉废乡情?除夜江淮故里行。闻报还家逢瑞雪,寻梅沽酒绕西城。”
 
  对于仍然沉迷于大城市生活中的人们,这种情怀自然是无法体认的。很多人认为现代人生的全部就是工作,而日趋严密、精密的程序、机制异常复杂地“绑架”了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你只能陷入到这样一个情境之中,而无法抽身进行另一种生活情境的开展。这种工作生活状态容易使人被异化成了机器人,内心越来越扁平化。这种扁平化了的人越来越适应了这种状态,而那些真正在内心或思想精神层面有所追求者,就与现实生活、现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性张力,每每让其精神痛苦不堪。
 
  当然,这种异化也好,痛苦也好,都是19世纪末以后人类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所呈现的“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但始终保持人的主体性和应有的抗争,这本身就是人类在适应新的发展情境历程中能动性的最好呈现,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则这种抗争已经极大地被削弱了,围绕着以金钱为核心的工作生活的展开,就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现代人无可回避的生存现实。
 
  在春节这个中国社会习俗中极为重要的节日,作者想到的仍然是“忘营营、此身非我,盼岁除、无复苦奔忙。身如寄、但心安处,便是仙乡”(《八声甘州·人间除夕》)在收获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之后,人的真正的内心却并没有得到安顿和满足,这是人的问题,还是现代性的问题呢?在古代,如陶渊明者尚可以归隐田园,现代人又怎么可能呢?因此,重塑价值观,乃是现代人在当前和未来所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也是笔者撰写《价值本体论纲要》和《“新文化主义思想”宣言》的原因之所在,而提倡“休闲”思维,以将现代人“从偏重于物质境界(经济利益及相关的权势、地位等)的追求中将自我解放出来”,一直是笔者的一个理想,因此对于作者诗中的这些理念,是能够真正认同并表示非常的赞赏的。
 
  而在各种有限的抗争和反思之中,诗歌创作显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郎(周清印君笔名周郎)的诗词凸显出了其“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的精神品性和审美品性,虽然其表现方式仍然是传统式的,被传统诗歌的含蓄蕴藉品性所包裹,而没有体现出淋漓尽致、豪放磅礴的境界。但仅仅是在此种意蕴层面的“无我之上之有我”的挣扎,就已经鲜明地凸显出现代人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某种“神味”了。
 
  时代在不断发展新变,杜甫“三别”“三吏”所曾经贴切的时代情境,当然不可能涵盖未来社会的所有面向、意蕴,陶渊明式的隐逸式独善其身,当然也回避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丰富、复杂的纷扰。20世纪以后的诗歌如果不书写我们现代人在现代情境中的情感、思想、追求和痛苦、纠缠,又怎么能在意蕴的最高层次上推进诗歌创作的境界,从而臻致更高于中国传统文艺旧审美理想“意境”的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神味”呢?如果说类似《石壕吏》这样的作品以具体的事件作为书写的内容而呈现了诗史的品性,那么周郎的这种对于现代人在大城市的现代情境与内心独特追求的书写,则毫无疑问就是另一种诗史的品性了。
 
  而周郎诗词所体现的更为深刻的意蕴是,在现代生活越来越便利的今天,除了特别行业的从业者之外,终日忙于工作而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却已经没有了时间再还原到以前的乡村生活状态和情境之中了,即现代都市的人们反而患上了、而且是更容易患上了浓浓的乡愁,这是对于现代生活对于人的异化的何等讽刺啊!
 
  这些意蕴,作者都是深有体会的,并通过一些不经意的细节表现了出来,比如《故乡除夕》云:“欲寻年味似当初,往事模糊岁月徂。偶向新居翻旧箧,一灯还照小人书。”故乡近在眼前,但却就是再也不能真正接近,这是怎样的内心的纠结!
 
  就在笔者阅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刚从乡下老家回到城市,在紧张的在线教学之余专门抽出时间回到乡下老家看望母亲,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但面对农村的一切,却感觉真正陌生了,回不去了!这一天是2020年3月19日,笔者也从乡下老家的床底下翻出了1994年左右在烟台求学时期购买的一批图书,因为长期奔波在外,它们就一直被冷落在老家了,虽然深藏床底,但还是落满了厚厚的浮尘。笔者特意挑拣了几本比较新的,带回了城市中的家。因此,对于作者诗中所写的这种情境,笔者是倍有感慨的。以前看过的书侥幸还在,但以前时光中的那些快乐、青春、情怀和理想,却再也不复存在了,它们宛如曾经的梦幻一般,可以再次仿佛而徘徊在外,却再也无法进入其中了。
 
  在这样的情境中,假如再外拓到中国40多年来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它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们所造成的巨大的疏离感和撕裂感等现实,则我们这一代也许是最后的见证者和因此而怀有浓浓的乡愁者了,更加年轻的一代心已经不在此,不会在此多加徘徊,而年纪越来越大的我们这一代,却渐渐精疲力竭,越来越感觉到对于拂去心头的浮尘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我们显然是不甘心的。
 
  以上多维度阐释了《战疫诗史三百首》的思想内涵,这部诗集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艺术成就颇高。
 
  第一,以组诗的形式、形散而神不散的精神来书写社会的重大时事,《战疫诗史三百首》乃是前无古人的尝试。诗歌的这种思维,其实质乃是一种散点式的凝合表现。笔者自2019年开始创作的大型长篇组诗《中年》,采用的也是这种思维(目前已经创作到第662首),因此对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和整体的构思是非常有会心的。这种思维或精神,实际上就是以意蕴为核心的创作思维。以意蕴为核心的创作思维在单独或规模稍小的组诗之中,其优势是不易体现出来的,而一旦形成为较大规模,则其优势和特色就非常明显了。笔者曾称赞过作者此前已经出现的“诗史”性质的诗篇:“其尤堪称代表作者,则‘新三别’(《留守别》、《工伤别》、《逃学别》)之制,袭老杜之心肠而翻出新意,乃善于捕捉时代热点之成功之作,‘神味’尤盛!余之‘神味’说以‘叙事性’为最高诗性(‘叙事性’寄在‘细节’之大用),故叙事诗高于抒情诗,‘神味’之为新审美理想而突破、超越吾国传统文艺之旧审美理想‘意境’,此亦关键之蹊径,此由周郎之作亦得一证矣。”
 
  并且,笔者将此类作品誉之为逐次而高的“才气”“奇气”“士气”三种境界中的“士气”境界,而在“叙事性”还不能以“叙事诗”的文体形态呈现的时候,则以意蕴为核心来凝集式地反映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就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因为“叙事性”的最根本意义,也就是以最为丰富、复杂的态势表现最为深刻的意蕴,从而凸显作品文本及其艺术境界的“神味”,而组诗的形式,其根本的特点恰恰就是充分地延展了文本的容量——因为古代诗词趋向于“神味”或其他审美理想艺术境界的追求的根本制约因素之一,就是文本容量的短小——从而为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凝集提供了有效的可能性面向。虽然组诗的形式仍然可能是以抒情诗为主体的,但较之以“意象”为主来建构“意境”艺术境界的根本思维,毕竟已经向“神味”这一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靠近了一步,因此可以很好地成为诗歌创作未来路径的有效启示。
 
  第二,是作者为“诗史”所烙上的特殊本色。《防疫时光》云:“无缘成佛系,有幸远红尘。身静思三省,心遥忘六亲。求安避瘟鬼,追梦唤诗神。瓶插梅花影,先迎半室春。”作者整个心潮涌动、情怀浩荡的战疫诗篇,固然因上述种种而具有诗史的性质,但这种在疫情之非常时期,因为现实的种种而表现出来的特有的情感、生活情态和现实情境诸维度上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却更凸显出了诗人的某种本色,因此种本色而特别彰显出诗人在上述维度上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形之为诗史的性质,从而为诗之所以为诗史的特色增添了更多的色调,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意义了。
 
  抗疫初期,网络上曾流传开来一种苦涩的调侃式的话语,谓安居在家即是为国做贡献,当个体在利用网络工作之余只能宅在家中的时候,则第十乐章《非常春光》中的《瘟疫季故园寻梅》《百城空巷独赏蜡梅》《大疫时节觅蜡梅》《鹧鸪天·故园黄梅吐芬防疫未得如杭尽赏》《闻江南梅花已绽恨不得观》《望海潮·避疫未赴杭州寻梅乃再忆》《临江仙·大疫时节忆江南古梅花》《夜游宫·庚子元旦植水仙洎今未绽》《蝶恋花·梦游江南之春》之类诗篇所体现出来的,就更是一种淡定静美的心境了。在纷纷扰扰的抗疫历程中,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不失其固有的本色,并以此种固有的本色为诗史这一独特的体制增添一种额外的特色。
 
  第三,《战疫诗史三百首》以“现实性”品性、精神为核心,真实而较为全面地对新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内容进行了书写,既具有当代诗史的艺术价值,也代表了周郎诗词创作的新面向、新开拓。
 
  比如,以灵活多样的旧体诗词的文体形式对于时事的书写,以及对于风骚及历代大诗人如李杜诗歌优长的借鉴与个体式调整,均是集中较为突出的亮色所在。
 
  再比如,传统诗词在漫长的创作传统中形成并固守了以创作五七言绝句、律诗为主的态势,从而导致诗人们在实际上已经适应了相应的文本容量极小的情形,并将其当做了一种“正常”的态势,而很少有人自觉而有意思地对此态势产生突破的思维或想法。而由于此次疫情所对应的现实情境的丰富、复杂性,作者就有意无意地有效地打破了这种限制,写出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长篇大作,如《黄鹤归来辞》《春兴八首》《白衣归来歌》《闭城满月戒尽欢》《疫苗吟》《夜踏残雪于疫中》《汉詈谣》《三国建安五子皆亡于大鼠疫》《汴京之殇》《世界大战疫》《世界大疫史悲歌》《驰援列国大道行》《惊蛰梦闻九州疫灭乃随徐霞客遨游大好山河》等,这些作品既丰富了作者创作的风格特色,又显示了其卓越的开拓能力,在集中显示了异样的沉甸甸的力量,乃是周郎诗词的重大创获!
 
  因此,《战疫诗史三百首》集中的短篇不论,仅仅是数十首长篇大作,已经足以支撑起一部诗集了。而创作于3月19日的《春兴八首》,乃是继承杜甫《秋兴八首》体制、风格写成,堪称集中此类作品和整部诗集的压轴式的代表作。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清印君的《春兴八首》,作为本文的完结:
 
  其一
 
  番信风吹九郭门,回青草木感春恩。
 
  羡看柳色与桃色,逃脱毒痕和血痕。
 
  雷火神山人裂肺,莺花帝阙我伤魂。
 
  一株冠杀三千众,巷议频呼溯祸根。
 
  其二
 
  阴阳相半又春分,玄鸟归巢风日薰。
 
  粲粲新樱开万树,萋萋宿草掩千坟。​
 
  王师撤队铙歌奏,楚患清零​捷报闻。
 
  祸首源头未明察,依然谜局罩疑云。
 
  其三
 
  兵临城下御何迟!失陷初心板荡时。
 
  公德照妖疑宝镜,良知解毒是灵芝。
 
  哨鸣万众燃烽燧,勇募八方捐赈资。
 
  霁月光风满天地,春来花柳更无私。
 
  其四
 
  八十万人长滞留,始闻专列发荆州。
 
  珠三角已花争放,泪两行兮涕暂收。
 
  复产复工家国梦,出关出郭稻粱谋。
 
  天涯海内皆兄弟​,楚客何曾是寇仇?
 
  其五
 
  雪​霏霏罢柳依依,天使皆从地狱归。
 
  回首方舱空篑席,豁眸园圃正芳菲。
 
  公衙自此轻乌帽,草野缘君重白衣。
 
  ​深掩功名隐于市,杏林春暖愿无违。​
 
  其六
 
  七十一年罹百凶,国祯人定胜天功。
 
  鸡鸣万户禽流感,螺伏千江血吸虫。
 
  非典诛除拔长剑,新冠射落挽弯弓。
 
  深庭闲坐春光里,稗史重听白发翁。
 
  ​其七
 
  炎黄​苗裔几多灾?兵燹瘟魔蹑踵来。
 
  异代劫灰龙虎殿,逆天腥雨凤凰台。​
 
  万方魂聚山同撼,九派流长枝又开。​
 
  四大文明安在否?独存千载亦奇哉!​
 
  ​其八
 
  海内班师春乍妍,檄驰境外​又烽烟。
 
  驼铃更拓新丝路,​鲸浪同撑普渡船。
 
  百足毒虫僵不死,五洲义士斗弥坚。
 
  ​毕功共赏流星雨,洒满重洋彼岸边。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此一疫,人类社会的生存观念必将得到调整和重塑,但在目前全球仍然忙于战疫而未见彻底的胜利之前,我们只有对人类未来前途的信心和美好祝愿——在这个春天,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朵花,但在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前,它们是绝对不会成为落花的。
 
  (注:本文作者于永森系当代新锐诗歌评论家、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导。长期致力于系统建构并阐释旨在超越中国传统文艺旧审美理想“意境”理论的“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已出版学术专著《红禅室诗词丛话》《诗词曲学谈艺录》《诸二十四诗品》《元曲正义》《聂绀弩旧体诗研究》《<漱玉词>评说》《稼轩词选笺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研究》《王之涣诗歌研究》《论豪放》《“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要义萃论》等十余种,专注总字数近1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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