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蒋元明:我编杂文三十年(上)
2020-03-23 14:06:29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述史丨蒋元明:我编杂文三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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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副刊杂文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发挥了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得到许多知名作家和学者的热心支持,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杂文作者。1990年创办的副刊杂文栏目“金台随感”,事实上成了全国报纸副刊的一个名牌栏目,刊发了不少精品力作,有力推动了杂文创作。

蒋元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副主任、高级编辑。自1975年大学毕业起,30多年在文艺副刊编杂文、写杂文,亲历和推动了《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的繁盛。他与副刊杂文有着怎样的情结?30多年编辑生涯里都发生了哪些不平凡的故事?45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分享。

阴差阳错 做了杂文编辑

1975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当初,我是部队选送上大学的,按理说应该是“哪来哪去”,没想到被报社“截留”了。那时曾想,虽然当不成军官很可惜,但做个记者满世界跑也不错,更何况是去中国第一大报。

蒋元明开始了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生涯

到报社后,我被分配到文艺部。当时我认为,这项工作无非就是看看电影,瞧瞧戏,写写报道什么的,不会有多大意思。到了文艺部,被分配办副刊,这样一来自己连跑基层的机会也没了,只能坐在屋里编稿子。好在我是文学专业出身,上大学期间写过散文和短篇小说,小说还被选入集子出版,所以对我来说办副刊也不算乱点鸳鸯。后来出乎意料的是,又分派我编杂文。当时心里确实有点不太情愿,可又没理由推脱,“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抱着这种心态,我就阴差阳错地做了文艺副刊的杂文编辑。

“临时抱佛脚” 研读鲁迅杂文

那时主要的困难是不太懂杂文。当时我上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好学习,学完为部队服务,根本没想到将来要搞杂文。还好,想起我当年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曾讲过两堂课,就是“鲁迅杂文”。李先生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可以算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成了鲁迅研究专家。李先生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据说是老校友周恩来总理点的名,后来鲁迅博物馆成立,又调他到北京当馆长。

李何林先生家住北京史家胡同,离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报社不远。拜访李先生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多读书”。当时手里正好有上大学时中文系编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和《鲁迅杂文选》两本书,我便临时抱佛脚,先“恶补”一番。后来有朋友介绍,又买了一部精装本的新版《鲁迅全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花巨资购买的书籍。几个月的时间,除了上班就是通读鲁迅杂文,从鲁迅第一篇杂文读起,一篇一篇地看,边看边作读书笔记。好在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心无旁骛,我把700多篇杂文认真通读了一遍,对鲁迅杂文有了基本了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恶补”之后再编杂文来稿,好坏优劣心里就有谱儿了。

“逼上梁山” 勤奋写作

顺利过了第一关,接着难题又来了。从事报纸工作,新闻要新,评论要及时,副刊虽有其特殊性,但有时也要配合当前形势,特别是最新的政治形势和最新发生的大事件,小说、散文一般来不及,但“轻骑兵”杂文却因短小快捷,能冲锋在前。上级下达了指示精神,前面的评论版要发声,后面的副刊也不能失语。有时杂文第二天就要见报,作者来稿里肯定找不到,组稿也来不及,那就只能靠编辑自己操刀。诗人、散文家、杂文家田钟洛(笔名:袁鹰)当时担任文艺部主任,分管副刊,写杂文的活儿就派给我了:“加个班,辛苦一下吧。”领导一句话,那就是命令。可是写稿和编稿不是一回事,就像评球和踢球截然不同一样,你可以评得头头是道,谁踢得好谁踢得差分得一清二楚,可让你上场去踢踢试试?接了活儿就如同接了个烫手山芋。在老同志看来是小菜一碟,可当时在我这个新手眼里,那就好比老虎吃天!

好歹自己上过大学,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写写改改,总算把稿子弄出来交了差。这样被逼了两三次以后,觉得如此“被动挨打”总不是办法,必需主动出击。正好那时《中国青年报》复刊,一个叫华韬的老编辑写信约稿,我马上就答应了。当时的《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都是我重点投稿的目标,以后又扩大到《新观察》等刊物,且越写越顺,越写越多。经过这番苦练,回头再给本报写稿,就不用等领导“逼”了。

田钟洛(袁鹰)主任指点蒋元明写杂文要注意“画龙点睛”

1980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中国队输得很惨,引发各种议论和猜测。当时有评论说是骄兵必败,也有说是急中出乱。我却注意到一个信息,外电报道说中国女篮很爱看电影,深夜还在看电视;中午不休息去逛街;决战前夕的周末,中国女篮却去海洋公园游玩;回国的行李之多,远超预算,如此等等。带着“究竟中国女篮败在谁手”这个疑问,我一气呵成《球究竟输在谁手?》这篇杂文,“出国比赛、交流、参观、考察,本来天经地义,但是趁机捞一把,却成了近一两年来一些人的追求向往”,各种名目繁多的出国团,大把大把地花掉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输了篮球比赛,最多不过少得一块奖牌,而“在当今整个世界比赛场上,如果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此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对当时国内出国乱象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对体育界更是一种警示。

李何林先生为蒋元明首部杂文集《嫩姜集》作序的手稿

蓝翎先生为蒋元明第二部杂文集《晨曦集》作序的手稿

笔耕不辍,终有所得。两三年下来,一部《嫩姜集》即将问世。我特邀李何林先生写序,先生很高兴,认为学生总算没给他丢脸。“《嫩姜集》的姜是嫩的,但它‘味辛,微温’,可以治胃病、助消化、祛风邪;酱菜店里的姜芽确有这种功效,吃起来有些辛辣,吃下后,胃里确实感到舒服,气顺味开,食量大增,身体逐渐好起来”,这也符合鲁迅“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李先生的这番鼓励,更坚定了我在杂文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蒋元明出版的部分作品集

因为编杂文、写杂文,1985年,曾经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蓝翎还为我的第二部杂文《晨曦集》欣然作序。他那一手漂亮的行书我一直珍藏至今。他们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长、朋友,我永远怀念他们!

以名家为师 采众家之长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编辑完全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这话没大错,但也不尽然。蓝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调来人民日报文艺部,他告诉我,他曾在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岗位上站过第一班岗,所以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天。他说,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分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同志亲自开列杂文作者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作家和学者,他就照着名单去约稿即可,完全“不差稿”,这令我十分羡慕。后来,田钟洛(袁鹰)主任也给我开了一张杂文作者名单,全是名家,让我抽时间去登门拜访他们。

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是余心言(本名:徐惟诚)。他当时是北京日报总编辑,看上去是一个颇严肃的人,一谈到杂文就有了共同语言。也许是写惯了“青年修养”杂谈的缘故吧,他的文章属婉约派,善娓娓道来。编辑如要修改他的作品,也不必与他商量。从总编辑到市委宣传部长,再到市委副书记,最后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但从他的文章中没有看到脾气也随之增长。记得有一个年轻的杂文作者写文章“刺”了他一下,他知道后,就与我们商量,想请这位作者一起吃个饭,大家聊一聊。在一个清静的小饭馆里,五六位杂文作者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最后老徐悄悄地去结了账。我这才突然发现,他的秘书、司机都不在身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老徐调到中宣部工作,官大了,工作忙了,杂文大概也顾不上了。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是请我去他办公室聊聊。我说,您都当部长了,哪还有工夫闲聊。他笑着说,当部长就不要朋友了?他派司机接我到他办公室,刚坐下,贺敬之进来谈事,他把我与贺各作了介绍。贺敬之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自然是我的前辈,当时他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

出席杂文作家活动,前排左起:段柄仁、余心言(徐惟诚)、李庚辰、蒋元明

严秀(本名:曾严修),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老资格的革命家,四川老乡,高高的个子。我们见面一聊,就倍感亲切。严先生先是我的作者,后来他担任《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杂文集》主编时,把我也拉进去当差,协助跑跑腿、复印材料等,属于北京片区的编辑团队成员。老先生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八个选区,每个选区二三十人不等,设组长、副组长,最后所选作品都集中在他那里,他将几千篇作品摆放在大床上,每篇都认真审读两三遍。考虑到我是人民日报杂文编辑,他也让我帮忙推荐全国的作者和作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嫩姜集》收到,已读完。我意几个老作家如秦牧、陶白、赵超构、冯英子等要大增,不然全书无骨干,撑不起来。但中青年之勤于写作者也应较大地增长,不然,我这个主编就成了一个向后看的人,不知发展新生力量了”。为了编好这部集子,他和我这样一个小编辑就通了数封信,唯恐因疏忽漏掉好作品。严秀的作风和文风,包括他书写的字,也如同刀枪架上的武器一般,自带着一股豪放之气。

拜访唐弢先生之前,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唐先生回信:“手书谨悉。我因拔牙,连日又值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开会,迟复勿罪。”并说还要去青岛参加一个会,“光临极表欢迎,只是时间匆促,延至8月初如何?”落款为1987年6月28日。9月3日又来一信,说是“打了5个电话,4个占线,一个无人接,也许跳到别的线上去了,所以还是写信”,称这段时间在家,欢迎随时光临。仅一次简单的见面,唐先生就写了好几封信,还是漂亮的钢笔“行书”,这令我很感动。待到一见面,才知道唐先生是一位个子不高、谦逊和善、笑容可鞠的老者。他拉着我参观他的书房,介绍他收藏的那些宝贝,谈笑风生,如故人一般,丝毫没有大学者大作家的派头。当年的一个小伙计,靠自学成才,与鲁迅有缘,成了一代学人,自有他过人之处。唐先生还期盼有生之年能完成《鲁迅传》的写作。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把约稿寄给了我,见报后特来信表示“谢谢”外,还讲到臧克家等多位朋友看到文章后给他打电话,称赞“反应相当大”。唐先生学问有多大,当时我还没有资格去评价,但他人品之好,我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也许是得了鲁迅爱护青年的真传吧。

除此之外,北京的刘征、邵燕祥、柳萌,上海的林放、柯灵、郑拾风、冯英子、何满子,广州的秦牧、老烈、章明,杭州的黄源、史莽,锦州的高深等杂文名家,为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的繁荣给予了热情支持,付出大量心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用,可惜他们中有的已作古。如今每每再读他们的来信,犹如与他们当面畅谈……

(未完待续)

蒋元明简介

1949年 5月出生于重庆,中共党员,高级编辑。197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青海第二野战医院战士,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宣传干事,人民日报编辑、副刊副主编、主编、文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专家(正局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文艺部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近20年,多次被评为人民日报社、中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其家庭被授予第六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荣誉称号。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会长。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杂文、散文和随笔集《嫩姜集》《人生小品》《黎明风景》《怪味品书》《人生有缘》《曹兵到底多少万》《人生似远游》《青年与未来》《魂系何处》《说三国·话股市》等二十余部作品及短篇小说《杨树村的早晨》。杂文集《人生小品》荣获全国第六届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主编、编辑《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袁鹰作品选》及多部《人民日报》副刊杂文、散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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